難忘糧店

文/張映勤

一

【資料圖】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從哪來？當然得用糧食做。城市里種不了莊稼，城市里的人吃的都是商品糧。什么是商品糧？商品糧是三十多年前統購統銷時期從商店里買的糧食。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城市里專門賣糧食的商店就叫糧店。家家戶戶在戶口所在地附近的指定糧店里購買定量供應的口糧，每個月至少要光顧糧店幾次。

本人生于20世紀60年代初，沒有經歷過節糧度荒的饑饉年代，從小生活在大城市，家境勉強說得過去。雖然小時候供應緊張，商品奇缺，生活條件普遍不好，但不曾挨過餓，吃好吃歹，總能吃飽。年長以后，接觸的人多了，讀的書多了，看到的、聽到的那個時代國人的困境讓我心顫。許多回憶文章記述的情景慘不忍睹，無論數字和情節是否準確，六七十年代不敢說餓殍遍地、難民成群，但吃樹皮、啃野菜的情況應該是屢見不鮮。我問過幾個西北地區的朋友，他們告訴我，真正能吃上飽飯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小時候是經常挨餓的。

20世紀70年代，城鄉差別之大讓人瞠目，但最主要的標志還是吃飯問題，經濟再蕭條，城市居民總還有商品糧可吃。糧食由國家統購統銷，非農業戶口的城鎮居民根據從事的不同職業、不同工種定量供應，人無論窮富，錢無論多少，每個人都有固定的糧食定額。輕工、重工、學生、干部、老人、孩子，略有差別。糧食的種類，粗糧細糧、大米面粉雜糧等也都按一定的比例配給。每人三十斤左右的定量，在副食緊張、缺油少水的情況下，緊緊巴巴地將就著能填飽肚子。多數人能吃飽，少數人口多飯量大的家庭只好連湯帶水混一個水飽。從小我們就聽領袖的教誨：“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生活在城市，對于缺糧挨餓沒有切身的感受，但從小就養成了節約糧食的習慣，用不著提倡什么“光盤”行動，我們小時候吃飯絕不能剩下，就是一粒米掉在桌上也要撿起來吃掉，“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在這樣的教育下，勤儉節約深入骨髓，想改都改不了。其實，何止是糧食，貧困年代，不用大肆宣傳號召，窮怕了的中國人能省則省，絕不會亂花一分錢。

當年的城市得天獨厚，糧食供應基本上能勉強維持。為什么說是勉強？因為在我的記憶里，每個月25日糧店提前出售下個月的糧食，謂之“借糧”。到了那一天，糧店門前早早地就排好了長隊，孩子大人眼巴巴地等著開門的時刻。許多人家快到月底已經是米缸面袋空空如也，就等著米面下鍋了。這幾天的缺口，不借糧恐怕是挨不過去了。

那時候，同一座城市，糧食供應的品種基本上是一樣的，有時候一陣一陣的也沒有準譜。在我居住的城市天津，白面供應過等級質量略差的“黑面”，大米供應過粗糙難咽的“高粱米”。現在我們經常吃到的大米白面，三四十年前只有逢年過節才能買到，每人供應一兩斤。又白又細的精粉白面，我們稱為“富強面”，最好的大米則是稻米。當年，這些看似奢侈高檔的米面平時根本就買不到。這還是在條件相對優越的直轄市，其他城市的供應情況更是等而下之。后來得知，每個省市的供應情況都不一樣，但好過三大直轄市的幾乎沒有。當年東三省的供應就比天津要差很多，糧食以粗糧為主，主打品種就是難以下咽的“高粱米”，食用油天津每人每月供應半斤，而東三省只有三兩，地方主政的領導為討上級歡心，表現積極，當地老百姓跟著吃苦，被人譏稱“Ｘ三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都有幾次，我們要早早起來到副食店、糧店去買大油、肥肉、掛面等，煉好了豬油，裝好食物，給遠在東北的三姨寄過去。

那時候，吃飽肚子是天大的事，熟人見面，相互打招呼，用得最多的詞是“吃了嗎”，可見能吃飽飯是多么得重要。

城里人有定量供應，但大致只夠當月的，家家戶戶無余糧，糧店是人們經常光顧的地方。平時吃的都是陳米、糙米，偶爾糧店門口貼出布告：今天供應粳米。消息傳出，大街小巷的街坊四鄰奔走相告，人們三五成群跑去排隊搶購，來晚一步很可能稍好的粳米就賣完了。

每個月到糧店買糧的情景我相信許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會記憶猶新。

在我的印象里，糧店似乎總是人山人海，門里門外經常排著長隊。人們拿著糧本，拿著米面口袋無奈地等候。

當年的糧店一般面積都不大，百十平方米左右。門口設一柜臺窗口，里面坐著收錢收票寫糧本的服務員，交了錢，寫好本，到旁邊等著稱糧裝糧。靠墻碼著一袋袋摞到屋頂的各種糧食，中間是一排木制裝糧食的臥柜，2米左右長，近1米寬1米高，分別裝著不同種類的米面及各種豆類雜糧，服務員照糧本上寫好的種類、重量，用鐵簸箕從槽子里鏟出糧食，上秤稱好，然后通過一個白鐵皮做的大漏斗倒到客人帶來的袋子里。那時候糧店賣的都是散裝糧食，容器由顧客自備，買一回糧有時候得一家老少齊上陣，每個品種裝一個袋子，人口多的，全家的口糧一兩百斤，即使是成年人一次也運不回去，買一次糧，得興師動眾折騰小半天時間。

糧本是居家必備的“三大本兒”之一，另兩個煤本、副食本，顧名思義，是買煤、買副食的憑證，同樣根據家庭人口的多少，定量供應。那時候，“本兒”的作用大矣，這么說吧，居家過日子，可以沒有錢，但不能沒有“本兒”。沒錢可以暫時去借，沒有“本兒”，意味著你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吃不上飯，穿不上衣，過不好日子，連生存都成問題。您想，這“本兒”的作用有多大。

糧本是一個64開、騎馬訂，印制十分粗糙的小冊子，別看只有薄薄的幾十個頁碼，卻關系著每家每戶每個人的吃飯問題，每個月供應多少斤糧食，供應什么品種，都由糧本嚴格控制著。有錢想多買幾斤大米吃，對不起，下個月再說。憑本供應，限量銷售，大米白面、粗糧細糧都按比例分配。

這是在平時，到了年節，糧本更是大顯身手，一些平時不供應的品種，富強粉、稻米、掛面等，每人限購一二斤。

節日供應，不僅限量，而且限時。這些平時難得一見的細糧是按人口配備投放的，到了規定的時間你還沒買，對不起，過期作廢，概不補售，人家糧店不能總候著你。所以每到臨近年節，糧店里就開始排起了長隊。屆時，男女老幼黑壓壓擠成一片，人頭攢動，場面壯觀，就跟東西不要錢一樣。節日的熱鬧氣氛在寫滿的糧本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糧本雖然是貧困經濟、計劃經濟的產物，卻在某種意義上保障著居民在特殊時期分配資源的相對公平。上至基層干部，下到黎民百姓，不分貴賤高低，供應的糧食品種人人有份，誰也別想多吃多占。憑本配給基本上體現了當年人們消費上的平等。過春節每人供應一斤富強粉包餃子，全市定價兩毛錢一斤，你想多買幾斤蒸饅頭，門兒也沒有，爺們兒，有錢也不賣。當然，這是說普通的百姓，享有政府“特供”的高級干部不在此列，人家有專門的商店、專門的渠道，屬于享受特殊供應的人物。

小時候，最讓我難忘的是冬天買紅薯的情景。紅薯，我們也叫山芋。下班時分，見糧店來了卡車，往下卸一麻袋一麻袋的山芋，大人孩子得到信息，興沖沖地涌到糧店去排隊。也許是露天無法存放，山芋那時候是從來不過夜的，都是當天來當天賣，糧店職工挑燈夜戰，直到賣完為止。屆時只見糧店門前人山人海，大人孩子吵吵嚷嚷排著長隊，像土改時分浮財一樣，推著自行車、地排子車，人拉肩扛，喜氣洋洋地將一袋袋的山芋運回家。時間不長，院子里、樓道內就處處飄滿了蒸煮山芋的香味。

現如今，人們的飯量普遍都不大，主食吃得越來越少，為什么？營養豐富，油水多了，肉蛋蔬菜、各種副食從來不缺。當年卻百物奇缺，商品匱乏，主要靠糧食充饑。為了填飽肚子，中國人挖空了心思，想盡了辦法，早在困難時期，有人就發明了許多糧食的增量法和代食品，像“瓜菜代”“人造肉”“雙蒸飯”等，花樣繁多，不一而足。山芋之所以受人們歡迎，原因無他，一是便宜，二分錢一斤；二是五斤山芋頂一斤糧食定量。精打細算的人們能省則省，冬天搶購山芋成了每年城市的一景。

二

自己買糧食做飯，當然離不開糧店，但是要想買點糧食做成的成品、半成品，諸如糕點、饅頭、大餅、切面什么的，或是出門在外下館子吃食堂，怎么辦？除了花錢，還要交一定的糧票。

什么是糧票？就是購買糧食制品的票證。三四十年前，在供應緊張的計劃經濟年代，我們經歷過一個相對漫長的“票證時代”。

類似的票證還有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煙票、麻醬票等。有的票證稱券或稱條，如工業券、紡織券，自行車條、立柜條、電視機條，甚至還有火柴條、肥皂條、煙囪條等。總而言之，凡是定量供應或是相對緊俏的商品都由相關的票證控制。

對當年的城市居民來說，其他的票證有與沒有，多了少了，似無大礙，唯獨不能少了糧票。沒有糧票，買不了食品，那可是關系到餓肚子的頭等大事。百姓的糧由票來控制，糧票可謂是當年必不可少的“第一票證”。

糧票在社會上出現最早始于新中國成立后的1955年。這一年的9月，國家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糧食部印制了第一套糧票在全國發行使用，其后，各省市自治區陸續印制各地的地方糧票供非農業戶口的城鎮居民使用。

糧票要到居住附近地指定的糧店憑本領取，品種上分為粗糧票和細糧票，使用范圍上又分為地方糧票和全國糧票。全國糧票由于能在全國通用，只有因公出差或探親的人員，憑一定級別的單位證明才能到糧店兌取，普通市民一般取不出全國糧票。

糧票的面額不等，一般分為一兩、二兩、半斤、一斤、二斤、五斤、十斤。比如早點買一個燒餅，除了交四分錢，還需要交一兩糧票，收取的糧票面額與食品中原糧的重量大致相等。全國似乎只有上海、浙江等極少的省市發行過半兩糧票，一兩油條（餜子）有兩根，精打細算飯量小的上海人有時吃早點只買一根油條或一小碗餛飩。不交糧票，國家吃虧；交一兩糧票，顧客不干，這種矛盾，有了半兩糧票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時候到商場買東西，不僅商品種類少，供應緊張，還挺麻煩，出門購物，不光得帶錢，還得帶各種票證，少一樣也不行。好不容易看好了一件上衣，遞上錢和布票，人家售貨員卻不賣給你，得要紡織券。為什么？那衣服的材質是化纖的，等你從家里取了紡織券再來時，說不定那件衣服早就讓別人買走了。那年頭買東西，就像后來人們常說的：有錢不是萬能的。光有錢沒有相應的票證，有些商品還是買不到。

糧票本來只是購糧的憑證，本身不具有價值，不屬于有價證券，國家嚴禁在市場上買賣流通。因為糧食受定量限制，糧票便顯得相對搶手，具有了一定的交換價值。雖然國家明令禁止倒賣，但是在私下里，糧票還是進入了民間的流通領域，并約定俗成，有了一定的價格。

那時候，農村的生活比城市更加貧窮困難，城鎮居民好歹吃著商品糧，每個月吃飯不成問題，而廣大的農民兄弟只能是吃飯靠天、穿衣賴地了。心眼活泛、有點經濟頭腦的農民開始用農產品到城里偷偷搗騰糧票、糧食。大街小巷那時經常能看見推著自行車的農民在那吆喝：“換大米嘞，換雞蛋嘞。”你拿錢買，人家還不賣，得用糧票換。為什么？農村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口吃不飽，有了糧票，買點商品糧，一家老小的口糧就有了指望。記得最早的時候糧票相對金貴，我的一位鄰居當年用五斤糧票換了一只大公雞，許多城里人當年都用糧票換過一些農產品。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小的時候，家家戶戶過緊日子，父母平時極少給我們零花錢。想買點東西怎么辦？只能從嘴里省。我那時生活在姥姥家，早上隨便吃一點剩飯再去上學。家里實在沒有早點，姥姥或母親偶爾會給一點錢讓我在路上買著吃，一般也就是一毛錢。這一毛錢我攥在手里能捂出汗，琢磨來琢磨去舍不得花。不吃早點餓一頓，就能把省下的錢買點糖呀豆呀等零食解解饞，就能買點彈球兒毛片兒什么的過過癮。可試過兩回，不吃早點還真頂不住，到了上午課間操的時間，餓得頭昏眼花，手腳無力。沒辦法，“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只好專款專用，早點還得吃，但可以想辦法省。到了早點鋪，花六分錢買一個烤餅，二分錢買一碗豆漿，吃得肚子溜圓，頭頂冒汗，截留下來的二分錢，納入私囊，日積月累，也能攢出一點點零花錢。省下的糧票怎么辦？當然讓它物盡所用。當年，街上常有一些進城的農民背著口袋，里面裝著炒熟的葵花瓜子，用糧票來換。二兩糧票可以換一大酒盅瓜子。我那時省下的糧票大多換了瓜子吃。這東西當年也是稀罕之物，平時根本見不到，只有過春節的時候才憑副食本供應幾斤。我們幾個同學將換來的瓜子裝在衣兜里，一路走一路嗑，小小的瓜子帶給我們難得的快樂與滿足。

當年，我還曾經“搗騰”過一段時間的糧票。

20世紀80年代中期，剛剛參加工作，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同學被單位派到外地大學進修一年外語，每個月買飯票要用全國糧票。那年頭，全國糧票十分緊缺，人們到外地出差，憑單位證明信一次也只能取出三五斤，至多不過十斤八斤。同學來信找我幫忙。受人之托，義不容辭。幾百斤全國糧票不是個小數目，我想盡了辦法，找門路托關系，最后七拐八拐找到一個朋友的朋友，他在一家大飯店的餐廳當服務員。飯店住的都是外地的客人，吃飯得用全國糧票。朋友的朋友假公濟私，能偷著換一點。每個月我都騎著自行車帶上點小禮品到飯店去換糧票，然后寄給同學。這點情分，老同學至今不忘，人家后來混成了一家大企業的老總，事業有成，收入頗豐，每年春節訪貧問苦總不忘我這個碼字的弱勢群體。我心里清楚，人家念的是舊情，始終記著當年我一次次換的那些全國糧票。

那時候的糧票是增進人們情感的最好物證。孩子多、定量少的家庭能有人接濟一些糧票，肯定會讓人長久感念、銘記在心。對有些家庭來說，糧票甚至比金錢更重要、更需要，那一張張印制樸質、畫面簡單的糧票是每一個城鎮居民一家老小的生活希望。

當年，姥姥主持家政，全家人的柴米油鹽、吃喝穿用全在老太太的籌劃運作之中。記得有一年冬天，家里天天晚上喝面湯，手搟的面條、面片，加上白菜、土豆、胡蘿卜等煮一大鍋，天天如此，從不換樣，吃得缺油寡水，嘴里能淡出鳥來。我們幾個孩子叫苦連天，忍不住問：“姥姥，怎么天天喝面湯，咱能不能吃點別的？”姥姥不說話，大人們也不說話，這種少滋寡味的面湯至少喝了一個多月，實在是吃怕了。直到幾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冬天，老家農村鬧災，一位近親來信告急，一家老小缺吃少喝，上頓不接下頓，眼看要餓肚子了。姥姥把一家人的口糧省下來一部分寄給了親戚。那一年，天天喝面湯的情景記憶猶新，姥姥扶危救困的品性讓我們由衷贊佩。

城市中的供應稍微好轉，副食品逐漸增多以后，糧票不再那么緊張，也相對貶值了。過去二三斤糧票能換到的一斤雞蛋，后來得用二十多斤糧票，身價跌了近十倍。到了80年代中期，買食品沒帶糧票的可以用錢貼補，少交一兩糧票加二分錢，一度成了不成文的規定。

記不清是哪一年，國家取消了糧食定量供應，居民購糧再也不用糧本了，紅火一時的國營糧店也在街上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些人手里存的成百上千斤的糧票一夜之間也成了廢紙，糧店、糧本與糧票成了一個特定時代的特定名詞，留在了人們的記憶深處。它們的消失無疑是時代進步的明證！

張映勤，1962年生。中國作協會員、文學創作一級、編審，《天津文學》雜志主編。出版有《寺院·宮觀·神佛》《佛道文化通覽》《中國社會問題透視》《口紅與貓》《浮生似水》等十余種。編輯出版各類文學圖書百部以上。發表有小說、散文、隨筆、評論、學術文章等數百篇500余萬字。部分作品被轉載或獲獎。